理论学习心得体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厚植廉洁奉公文化的历史经验

廉洁奉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其中的精神内涵契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目标方向，对于塑造党员品格、推进党员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涵养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为了巩固群众基础、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党中央坚持“急”的基调、“严”的口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整促教，教整结合，塑造了清正廉洁的党内新风气。同时，通过广泛树立公仆模范、号召干部投身无产阶级劳动、引导人民监督政府等新举措，中国共产党有效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克己奉公的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一重要嘱咐既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党性要求，也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对党的纪律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完善。回顾百年党史，党中央在不同时期阶段始终注重纪律建设，积攒了深厚的历史经验，为全体党员践行使命担当保驾护航。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总书记强调党员同志要明德克己、廉洁奉公，更是彰显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具有强烈的使命指向。其中，廉洁奉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契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目标方向，对于塑造党员品格、推进党员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涵养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初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纪律是指导和规范特定组织内成员行为的规矩，并且是有章可循，具有一定强制性和惩戒性特征的行动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政治纪律，而政治纪律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这一重要论述为无产阶级建党和开展党建活动提供了原则性的遵循，在入党誓词中，也有相应的体现。此外，早在中共一大时期，民主集中制就成为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要求党员同志在被派驻外地工作时，必须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党的下一级组织也要受上级组织的领导和工作指导。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乏松懈堕落、丧失组织性、原则性、纪律性的党员在党内充当蛀虫。因此加强纪律建设是党组织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命线，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是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纠正既存的思想滑坡问题，防止潜在的思想动摇风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党的纪律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预料的那样，“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周恩来同志也担忧“国家大了、官大了，很容易脱离群众。”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暴露出以刘青山、张子善等人为代表的腐败分子贪图个人奢靡享乐，漠视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严重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许多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而部分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老党员也“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部分党员背弃入党时的誓言，守不住清正廉洁的底线，忘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公与私之间选择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不纠正这些现象，党就会面临执政基础动摇，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认同度下降等更为根本性的危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反思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盛行的原因中，充分认识到纪律建设对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廉洁思想，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思想为那些以胜利者姿态自居的党员敲响了警钟，反映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内部革命，不会因为民主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止步。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在纪律建设的各项措施中，厚植廉洁奉公文化是巩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基础，从根源上拒腐防变，为党员固本培元的根本保障。他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一系列纪律建设举措中，廉洁奉公文化始终作为内在贯通因素，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以构建廉洁奉公文化为目标，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深入党员的内心世界与灵魂深处，使其成果不局限于表面，真正起到改造人与重塑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