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按照中央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的有关要求，根据省政协党组安排，我们专门抽出两天时间，举办省政协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目的是让大家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更加深入、更有实效。下面，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联系**书记在省委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我围绕“自觉学纪准确知纪心中明纪严格守纪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谈一些初步的学习体会，也作为一次专题党课，同大家交流。

一、深刻认识严明纪律是党的独特优势和生命线，增强党纪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纯洁党的肌体细胞，保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了百年大党的世纪伟业。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实践，可以围绕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脉络来把握。

一是旗帜鲜明提出党的纪律建设。党在建立之初，就坚持“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虽然没有使用“纪律”这一表述，但在内容中体现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等方面的要求；会议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专门将“纪律”列为一章，提出了9条纪律，涉及组织、宣传、党员从业等。党的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均设有“纪律”专章，对严明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要求。可见我们党自诞生起，就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提出纪律建设，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为百年大党注入了纪律严明的红色基因。

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严明的纪律把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是党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历史主动的重大举措和成功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下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背叛，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并详细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处分的形式和程序，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在生死存亡之际，党以铁的纪律应对严酷的斗争环境，纯洁了党的队伍，保存了革命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针对工农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性不强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进一步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党我军的铁纪。在革命重大转折关头，党通过纪律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拥护和广泛支持，有力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发展，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延安时期，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把纪律作为执行路线的保证，提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党的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进总纲，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纪律建设方针。这一系列举措，有力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有的解放区和部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问题，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一元化”领导，出台《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党内法规，健全党委制等相关纪律规定。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极大提高了全党全军的纪律性。党通过纪律建设，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开展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是以严格执纪强化党的纪律建设。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通过严肃执纪提高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是我们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枪决逼婚杀人的黄克功、开除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刘力功党籍等典型案例，对加强纪律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大家对开除刘力功党籍事件可能了解不多，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他个人实际情况，安排他去基层工作，但刘力功坚持到条件较好的马列学院或原籍工作。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刘力功以退党相要挟，拒不服从组织决定。最终，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和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和推进执政条件下的纪律建设。党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务必”“赶考论”，提醒全党勿在“糖衣炮弹”中迷失自我，重蹈李自成覆辙。党在这一时期的纪律建设，可以围绕探索作答“执政条件下党自身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来把握。

一是突出维护全党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以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活动为契机，党进一步加强团结、反对分裂。高岗、饶漱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建国前分别是东北局和华东局主要负责人，5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力欲，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严重危害了党的团结统一。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本着“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不点名批评，但二人拒绝组织挽救。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二人党籍。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进行的一次重要纪律警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

二是突出强化纪律监督。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高度重视通过纪律监督加强自身建设，保持纯洁性和战斗力。1949年11月，新中国“满月”之际，中央就决定成立由朱德同志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三项经常性工作：第一，了解党员和党的组织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中和党的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违反党纪问题和不正确的倾向；第二，审批案件和受理党员群众申诉控告；第三，检查和指导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执行党的纪律和进行纪律教育的工作。1954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分别制定了《关于处分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关于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若干规定》，对纪律处分的程序、批准权限、取消处分，以及党员或群众向组织控告申诉案件相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为开展纪律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等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