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调研文章：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纾解之道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成机理

（一）“意识形态”一词的起源与发展

意识形态也称“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其英文词源自希腊文idea和logos，意为观念的科学。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当中第一次使用该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该词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其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其所代表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随其代表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之间既有同步性，也不总是保持同步性，它可以独立地超前或滞后于社会存在而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的创造发明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各种要素资源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配置，人类生产效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不同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信息全球化快速推进，信息传播媒介高度发达。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正是看到了信息时代文化信息传播极具便利性，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科技先发优势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展开掠夺提供了意识前提。今天我们可以得出，意识形态也许正在“转场”，但绝不可能“离场”或“空场”。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涵。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基础之上主导地位的稳固。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马克思曾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xx年我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央集体站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上，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了精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遵循。19xx年x月，邓小平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四项基本原则从社会道路、执政方法、领导力量、思想原则方面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使意识形态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了价值规范、价值引领和价值整合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19xx年，xx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xx在上世纪xx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各种意识形态侵扰的背景下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为全党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反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遵循。胡锦涛也曾提出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我们党始终将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和引领力转化为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