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调研文章：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纾解之道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成机理
（一）“意识形态”一词的起源与发展
意识形态也称“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其英文词源自希腊文idea和logos，意为观念的科学。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当中第一次使用该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该词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其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其所代表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随其代表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之间既有同步性，也不总是保持同步性，它可以独立地超前或滞后于社会存在而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的创造发明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各种要素资源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配置，人类生产效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不同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信息全球化快速推进，信息传播媒介高度发达。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正是看到了信息时代文化信息传播极具便利性，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科技先发优势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展开掠夺提供了意识前提。今天我们可以得出，意识形态也许正在“转场”，但绝不可能“离场”或“空场”。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涵。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基础之上主导地位的稳固。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马克思曾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xx年我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央集体站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上，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了精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遵循。19xx年x月，邓小平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四项基本原则从社会道路、执政方法、领导力量、思想原则方面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使意识形态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了价值规范、价值引领和价值整合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19xx年，xx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xx在上世纪xx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各种意识形态侵扰的背景下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为全党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反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遵循。胡锦涛也曾提出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我们党始终将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和引领力转化为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困境
（一）意识形态传播多元分化困境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也开始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西方各类社会思潮、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随着外资和技术的引入，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冲击。例如，“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从经济学角度入手，鼓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万能的，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华盛顿共识”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纲领与策略原则，加深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至上原则，极度追求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则从哲学角度入手，对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拆解，追求碎片化、差异化和多样化的世界，甚至畸变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的思潮，本质意图就是为了使我们否认本国历史、否认本国传统文化，解构我国的主流价值，消解民族精神，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因此，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各类异质文化的不断碰撞使意识形态传播的多元分化愈发明显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
（二）意识形态引领主体缺位困境
在我国，党领导下的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思政教师和新闻媒体工作人员都是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主体。首先，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规模的网络产业和网民数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给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根据x月x日公布的我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我国网民数量到xxxx年底已达到xx.xx亿。互联网起源于美国，据统计，互联网上英语的使用频率高达xx%以上，在网络使全球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所指向的文化倾向与意识形态底色，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如何管理好互联网，分辨出网络上各类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更好承担起意识形态引领的主责任体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其次，意识形态相关战线的少部分党员同志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浅的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领悟不足，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在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时往往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缺乏亲和力，在宣传内容和方式上往往未能被人们普遍理解，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也难以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心理契合，使我们党的主张不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甚至产生一些误解。因此，如何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管理能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度”和“温度”，最终弥补意识形态引领主体的缺位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另一个现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