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头，深入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全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要求、内容、方法和步骤。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是新时代推动全党调查研究的核心指南。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2］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治国理政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刻领悟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增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坚守大兴调查研究的“魂脉”和“根脉”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有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灯塔。调查研究不仅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党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其理论和文化源流来看，既要赓续于“魂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厚植于“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智慧。

（一）赓续魂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逐步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革命实践。这一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调查研究思想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了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他的两个早期时政性评论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正是他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后写就的。在这些调研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不公，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内在矛盾。“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深刻认识，即理论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对实际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哲学的研究方法脱离了现实社会，并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调查研究方法强调，必须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实际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即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通过对俄国社会的深入调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推动了社会发展。列宁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的价值，还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为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指导。

（二）厚植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调查研究基因

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推动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就提出了大量与知行关系相关的思想，这为中国后世的思想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例如，墨子提出的“耳目之实”（《墨子·明鬼下》），强调经验知识的积累，认为只有通过实际观察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他还指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即任何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具有生命力，否则都是空谈。法家的韩非子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就曾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他认为要在实际接触中来判断“是”还是“非”，也就是通过实践的考察才能明辨是非。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进一步丰富了知行观，认为“行”是“知”的来源，同时也是知的目的，如曾子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中国先秦时期的知行观都体现了重“行”的特质，这也开启了中华文明中知行关系的辩证讨论。从两汉时期扬雄提出的“强学而力行”（《法言·修身》）到宋代程颐提出的“故人力行，先须要知”（《二程遗书·语录》），再到明代王守仁提出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辩证持续不断，这也造就了当代中国独有的实践观，是当代大兴调查研究的文化基础。

除了哲学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含了许多历史人物通过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动实践。管仲的“明法审数”思想，通过对国情的详细调查，帮助齐国制定了有效的治理政策；商鞅依靠对全国资源的详细调查，提出了“强国十三数”的策略，推动了秦国的强盛。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和思想家，都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调查，验证并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不仅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不断发展，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也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