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