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和矛盾运动的新特征，科学阐释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明确需要回应的基本问题，从而在回应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和政策的系统性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时代是出卷人。马克思也曾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P203）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及其变化，回应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主题，这是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一、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大逻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新思想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GDP同比增长率降到8%以下，2012年至2016年平均增长率为7.1%。如何“稳增长”成为突出问题。在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出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讲话强调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完善宏观调控。其中，特别明确，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贯彻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制定了行动纲领。在宏观经济方面，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指出，“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由于条件和内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在2013年7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的新特征，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期间，习近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首次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断。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5]且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5]并在后来多次强调这一重大判断。与之相适应，“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5]因而，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必须转变：一是不再追求高增速，实施区间管理；二是不再“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三是注重前瞻性及灵活性，引导预期、适度微调。从而与经济发展演化趋势相适应，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新常态。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治理框架和体系，必须适应新常态。一方面，要认识到，“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另一方面，同样要明确，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党的十九大之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明确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且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各项政策的支柱，即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十三五”的关键，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从而进一步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尤其是宏观经济治理的主线，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历程，指出重要的发展在于“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求平衡”，重要的宏观治理政策在于“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进而要求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展的各项重点工作的首要工作。总结前一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针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新矛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标志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前一时期的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深入以贯彻落实“八字方针”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之所以能够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重要的原因及由此得出的重要认识之一，就是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由此，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上升为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统筹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进一步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要求“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前不久结束的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开展经济工作，特别是实施宏观调控，是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重要特点，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贯彻新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在理论上突破传统宏观调控的理论框架，形成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在实践上形成我国近10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取得了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伟大新成就，在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有效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正如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概括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实践证明，这一政策体系是符合实际的，经受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检验。

二、根据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要求，重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这种转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包括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之后面临的新目标、机遇及风险和挑战等，都对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适应新时代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必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宏观治理体系上进行重构并不断完善，因此，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生了系统性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