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思维

—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示，他是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便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尽管有学者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延伸到《莱茵报》时期的著作，但《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关切，只能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史前史。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指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肇始于《手稿》。它的某些任务也是在其中提出的。而最根本的任务便是“理解”（begreifen）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范畴。这一任务贯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任务有其特定指向，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自身范畴、规律的不理解。首先，它不理解这些范畴的前提，即私有财产本身。私有财产被当成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其次，它不理解私有财产与其派生范畴间的必然联系，“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最后，它不能理解范畴与范畴之间、规律与规律之间的联系，常常把“经营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这“三种”不理解，毋宁说是同一种“不理解”的三个维度；其根本规定在于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非历史性的指认。因此，一切经济范畴，如工资、地产、竞争等等，都被作为既定的经济事实接受下来了。它对经济范畴的考察不可能构成对该前提的“批判”。

这种非批判考察方式的背后是经验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当政治经济学把物质生产的资产阶级方式看作其永恒的形式时，物的规定便同社会关系的规定混淆起来。某些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社会历史规定，便被指认为社会生产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考察方式，未能揭示理论前提与各类经济学范畴的必然关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关系及其表面现象不仅时常被割裂，而且时常被混淆。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无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抑或庸俗经济学，都未能从本质关系出发科学地说明社会的表面现象。

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表现

政治经济学经验主义的谬误集中表现为三种类型，即斯密型、李嘉图型和庸俗经济学型；不同的类型又有不同的范例。

斯密型经验主义表现为，一方面，他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把非科学观察者眼中的表面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这两者并非互不干扰。在商品价值量是由投入劳动量还是由支配劳动量决定的问题上，斯密的这种经验主义便展现出了它的缺陷。按照斯密的见解，在前文明社会，商品交换是以生产商品的劳动量为基础的。在文明社会，商品的真实价值则“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所得不再等于劳动产出，社会财富以工资、利润、地租三种形式进行分配。因此，斯密不仅误把地租、利润看作交换价值的来源，并把“支配的劳动量”误看作衡量实际价值的最终尺度。这样，作为“内在联系”的投入劳动量决定价值，同作为“表面联系”劳动的交换价值便混为一谈。

李嘉图型经验主义表现为，他企图站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与外部联系并非直接同一的；从内在联系阐明外在现象需要诸多范畴作为中介。由于李嘉图采用了“直接”的方式来揭示内在联系与外在现象的关联，最终把有待说明的表面现象或中介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他把“市场价格”还原为“自然价格”的运动看成了“商品价格”还原为“商品价值”的运动。在这里，李嘉图一方面将“自然价格”直接理解为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作为前提放入“自然价格”之内，将它实际上做成了“生产价格”。进而，他绕开了在相同生产领域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的过程；直接讨论了不同生产领域市场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运动。他把商品价格还原为商品价值、市场价格还原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全然地混为一谈。从本质关系到经济现象的叙述，由于李嘉图方法论的缺陷，最终导致本质和表象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