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亲自指导南泥湾的开发工作，推动大生产运动，培育和倡导‘南泥湾精神’。”80多年来，南泥湾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并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一、南泥湾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作为观察和分析南泥湾精神形成与发展内在逻辑的视镜。即南泥湾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时代的需要。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孕育和培育了伟大的南泥湾精神。

——面临着新的军事斗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将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由于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出现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同时，也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得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而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日本把作战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另一方面，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妄想通过“以华制华”的手段来统治中国。特别是，日本为了摆脱太平洋战争失败的阴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调集75%的侵华部队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企图通过军事扫荡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抗日斗争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面临着新的政治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调整内外政策，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和“剿共”的方针，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国共两党关系日趋复杂。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国共两党的关系演变成斗争中的合作。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代表在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时，虽然围绕的是“作战地区划分”这一个中心问题，但蒋介石却始终坚持所谓的《中央提示案》，结果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时，由于国民党缺乏改善两党关系的诚意，因而使谈判拖了八个月，结果拖出来一本反动的《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在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后，虽然毛泽东表示，“在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但蒋介石却仍表示中共问题为“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于是，围绕“边区问题”和“党的问题”，国共两党又进行了第三次谈判，而且谈了半年都没有成效。至此，又面临着开展新一轮的继续谈判。

——面临着新的思想斗争。皖南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其表现不只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持续恶化，而且还表现在国民党政府彻底停止对八路军的军饷、弹药等一切供给，甚至叫嚣“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因而使边区遭遇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其“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在边区发起了一场覆盖全社会的生产自救运动。但这种生产自救运动，在1938年底以前，除了一部分军队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劳动以外，还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甚至到1939年毛泽东在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时，多数老百姓和战士对外援仍抱有极强的依赖感，幻想外援不会完全中断，甚至发出不同声音，产生抵触情绪，没有真正意识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中去”，在思想上表现得“有些消沉”，因而导致1940年的大生产运动没能积极地推动起来，直止受到事实的反复教训后，边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