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红医精神

红医精神的特征、内涵与时代价值

从已有资料来看，“红医”的提法发端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时任红军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的贺诚向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贺诚的提议，但是考虑到老师都是从“白军”俘虏的医生，于是再三强调：不要培养成“白色医生”，要加强政治教育，培养成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1]。另一种说法是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成立时，朱德、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红色军医，应当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这就是中央军委对同志们的要求和希望。”两种说法虽有所不同，但“红医”的来源都指向了1931年11月创办的红军军医学校。

从红军时期发端，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加入新的内涵，红医精神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01 红医精神的特征

1.1红医精神的关键字在“红”，道德要求高于普通医学伦理规范

牺牲和奉献一直都是医学伦理的主要色彩。从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到西方“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利益”，都在宣扬着医家为患者不计得失的付出。红医精神和普通医学伦理思想相比，除了继续承袭“医者仁心”的观念外，最大的特点在于“红”字。

此处的“红”是指红医精神的思想根基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红医精神产生于红军时期的军队，马克思主义是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这支军队的领导力量，对人民群众的热爱是这支军队的力量源泉。战争年代，“红医”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员和群众。涌现出了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英雄群体、长征中红军卫生员龙思泉、传奇医生傅连暲等一大批模范和典型。和平年代，“红医”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历次大灾大难中高呼“共产党员先上”，积极保卫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一个“红”字，意味着医务人员不仅要符合普通医学伦理规范的要求外，同时还要达到共产党员的政治要求，即“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相较于一般的医学伦理，多出了政治伦理的内容。其自律更强，道德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格。

1.2红医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壮大

“红医”的说法是从中央苏区的红军卫生学校提出的，但其精神发端实际在井冈山时期。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是红军的第一所正规医院，医疗设备很差，条件极为艰苦。医务人员和伤员们一起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克服种种困难，治好了一批批伤员。小井红军医院这种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自此开始成为红军部队医务人员的行为准则。

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红军军医学校创办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红军军医学校共培养了686 名学员。在“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要求下，这些学员毕业后到了部队，对中央苏区防病治病的需求以及后来革命战争中的救死扶伤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胸外科专家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11月不幸病逝。毛泽东亲笔书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并于12月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白求恩精神成为红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成为红医的道德要求之一。

红军军医学校随部队到达陕北后，抗战期间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1941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卫生学校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学制改为四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对红医精神的总结性阐述，也为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在红医精神的感召鼓舞下，医疗卫生战线涌现出了以模范军医吕士才、舍己救人的医学生张华、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当代白求恩张新生等为代表的红医群体，他们都是坚守信仰和救死扶伤的楷模。在历次战争、灾难和疫情中，广大医务人员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拯救生命于危难中，谱写了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红医精神不断地被彰显壮大、发展完善，成为医学伦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精神瑰宝。

1.3红医精神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越能被激发

红医精神产生于医疗条件和整体环境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战争年代。到了和平年代，医疗卫生工作进入安定规范的环境中，除了医疗任务，还有科研任务、经济压力，并面临着紧张的医患关系。但从近2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经历的几次重大事件来看，即使存在着多种矛盾，但红医精神并没有消失。越是到艰苦和危险的时刻，红医精神越会被激发出来。

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不惧危险，冲锋在最前面的是医务人员。仅全军和武警部队就派出了1200名医务人员赴北京小汤山医院支援[3]。流行病学文献统计显示：卫生工作者是感染比例最高的职业人群，在疫情流行初期甚至占总患病人数近四分之一[4]。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有139642名医疗卫生人员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其中，投入四川灾区的医疗卫生人员达到91298人[5]。医疗队员们冒着余震和房屋垮塌的危险，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生命。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加剧蔓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严峻挑战。为支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帮助疫区周边国家加强防疫能力建设，中国派出到西非当地支持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累计近600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医疗援外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6]。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请缨，4.26万人逆行驰援湖北，留守本地的医务人员也奋战在一线与病毒作斗争[7]。医务人员的努力，使中国能够在疫情肆虐的世界各国面前一枝独秀，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坚强的守护。

回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医精神经过历史的演进，已经深深植入我国医务人员的内心，成为医疗行业的重要伦理精神内核。越是困难，这种精神越会被激发，激励着医务人员战胜艰险，全心全意救死扶伤。

02 红医精神的内涵

红医精神从战争年代延续到今天，其内涵在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医精神也必须不断进步，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总的来说，当前倡导的红医精神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2.1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

红医之“红”就在于“医”对党的绝对忠诚，服从党的领导，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是红医的主要力量。和平年代历次医疗救援行动中也总是能看到“共产党员医疗队”的旗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为了增加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有的医疗队员还把“共产党员”的字样写到防护服上。即使不是共产党员，能够去实践红医精神，也必定是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任和热爱。所以说，没有“红”的思想和动力，就不能称为“红医”。

2.2对患者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

从红军军医学校提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开始，对技术的高标准、严要求就已经是红医精神的主要内涵。在“红医”的代表白求恩身上，这种要求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1938 年反“扫荡”中，他在6天内医治了 120 名伤员，做了105例手术。在一次贺龙指挥的冀中齐会战斗中，他连续工作 69 个小时，为 115 名伤员做了手术。针对八路军的医疗队伍多数是边干边摸索成长，基本训练缺乏的情况，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并编写医学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他还经常到各处医院去检查，连放茶杯盖时，口要朝上一类的细节也作出交代[8]。这种以身作则，对伤员极端负责的精神在红医队伍中不断传承。2020年，驰援武汉的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毛青担任着两个专家组副组长，还担任了火神山医院综合科主任。医疗队一抵达武汉，毛青和医疗骨干就奔赴金银潭医院，第一时间完成了病区改造设置和规范流程制订，为收治患者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医务人员筑牢了安全防线。他曾亲自将无法走下救护车的患者抱下车，给了其他医疗队员战胜疫情的信心[9]。对患者极端负责的精神，完整的防护体系和专业力量，是以毛青教授为代表的医疗队取得抗击疫情胜利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时代医疗队伍对红医精神这一内涵的实践和发扬。

2.3全心全意为患者健康服务

“全心全意”是指医务人员要投入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救助患者。敬畏生命、珍爱身体、追求健康，维护生命的尊严、理解患者的痛苦、尊重患者的权利，对患者的身心健康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爱[10]。“全心全意”的要求和白求恩精神中“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相同的内涵。我们通常认为医学道德修养有几重境界，全心全意为患者健康服务的要求属于最高境界，即为医奉献、无私利他、自我牺牲。从一般医学伦理规范的要求而言，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必须达到基本境界，即以医为业，为己利他，不损人利己，最高境界是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但红医精神中“全心全意为患者健康服务”却是必不可少的伦理要求，是每一位“红医”必须遵守的价值目标。这也是红医精神道德标准高于普通的医学伦理规范的重要体现。

2.4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医学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先进的技术可以拯救更多患者的生命，追求医疗技术的进步创新是当代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而且，从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医务人员所处的医疗环境不仅是在安静规范的病房，也可能是缺医少药的乡村，断壁残垣的废墟、余震不断的野外，或者是灾区临时搭建的帐篷，还可能是炮火连天的战场。这也需要医务人员发扬创新精神，敢为人先，勇于尝试各种方法去救治患者的生命。白求恩刚到中国时，看到医疗条件太差，十分着急，决心建一所正规的医院。但在敌强我弱、战火纷飞的条件下，建成仅仅3周便被日军的炮火炸毁。白求恩开始转向游击形式的流动医院，还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和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2008年抗震救灾时，军队医务人员首开先河，在废墟中成功实施大型截肢手术，救出被称为“芭蕾女孩”的10岁小学生李月，为抢救其身后4名学生打开了生命通道。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史上还有很多。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状态，或者灾难救援，医务人员的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精神，不仅是红医精神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推动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03 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

红医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内容，它的产生既受到古代“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等传统医学道德思想的影响，又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密切相关。对于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医务人员伦理境界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3.1红医精神是社会主义医德原则的基础和来源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亲笔题词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为军队医务人员遵循的医学道德根本准则。《纪念白求恩》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仅是对医务人员，也是对全体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医疗卫生事业中不断得到彰显。1981年，全国第一届医德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内容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又将后两句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该原则虽未经过国家卫生部门正式发布，却被医疗界所公认，并写入了医学伦理学教科书和参考资料。

从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的内容来看，其与红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红医精神发展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的总结和阐释。相较于后来在医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源自美国的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四原则而言，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医学道德要求的特定表述，在社会主义医疗工作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

1991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将卫生工作基本方针修改为：“贯彻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新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并倡导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德精神。这些方针和精神都是与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相一致的，体现了原则的宗旨和内容，也是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的不断强调和表达。

3.2 为医务人员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医疗领域的价值观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错乱和迷惘。毛泽东曾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严肃批评过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五种不良现象：一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二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三是“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四是“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五是“见异思迁”“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这五种思想都曾经在医疗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也曾在部分医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大行其道。这样的后果就是医务人员价值观被扭曲，医疗腐败屡禁不止，而患者感觉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因不断冲突而愈加紧张。

为扭转这种不良的价值观，从国家领导人到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不断地重提红医精神的内容，目的就是要为医疗领域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访问刚果（布）期间，首次提炼总结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这是国家领导人对红医精神的再次阐释，也是从更高的层面对以白求恩精神为代表的红医价值观的强调和重申，即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方向必须坚持；对待伤病员热忱、负责的职业道德必须坚守；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必须弘扬；救死扶伤、敬畏生命的底线不能突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必须肯定[11]。2019年是白求恩逝世80周年，各地卫生部门和各医学院校、科研单位也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对红医精神的宣传和重塑，宣告了以白求恩精神为代表的红医价值观在我国医疗领域的主流和核心地位。

3.3 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医疗卫生工作无论是临床还是教学科研，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果是战争和灾害环境下的医疗救援行为，医务人员还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黑格尔曾说过：“我们可以断言，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医务人员的激情又来自何处呢？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曾这样阐释：“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此，只有赋予医务人员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目标，才能使他们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拼搏奋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4.26万医务人员请缨逆行驰援湖北。湖北武汉一位80岁的退休医生在疫情肆虐时回到医院坐诊，结果染病住院。病情危急时，他对主治医生说：“我虽老迈，但是白求恩在召唤我参加战斗。如果离世，我会向白求恩报告说，我无愧于你的教导。”主治医生是从广东来支援的，对他说：“你用无私利人精神救人，我也要用精益求精的服务救您。”[12]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红医精神为我国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目标，只有坚持红医精神，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才能坚持正确的的方向，医疗卫生事业才能与时俱进、继续发展。

3.4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有力的健康保障

红医精神的价值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因此，要坚持红医精神在我国医疗领域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坚持把全心全意地对待患者作为医务人员的道德评价标准，人民群众的健康就会有保障，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就会健康发展。无论是2008年抗震救灾还是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总能听到群众说“解放军的医生来了，我们就有救了”。并非军队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更高，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军队医务人员是红医精神的坚定实践者，也带给了人民群众充分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正处于深化改革、融合发展、巩固提升的重要阶段，改革越是深入，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定的信念支撑。我们应大力弘扬红医精神，使之继续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核心价值理念，激发医务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不断凝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实现“健康中国”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