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保持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自信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尤为特殊的是，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发展特色。同时中华文明又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同进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

人类从史前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而言，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的漫长积淀上铸就和展开的。

从人类进入文化初期，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沿海一带都已有早期人类的活动，这些长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生产方式、文化方式以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这些早期族群已经在分别聚居的不同区域形成了集团并且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

在这种多元格局中，不同文化在接触间出现了融合与竞争，使中华早期多元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渐变为“月朗星稀”，并展现出文明的雏形。除了文化本身的融合外，一些区域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与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员迁徙有关系。例如，已经进入文明初期的良渚文化的衰亡，大概是受到水灾的影响。从1936年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以其保存完整的宫殿、墓葬、祭祀体系等实证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是，大约在良渚文化晚期，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受到了严重的海侵。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淤泥、泥炭和沼泽层。这些证据充分说明，良渚先民受到了大洪水的威胁，良渚文化的文明因子没有发展下去，很可能是受到水灾的严重影响。继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虽然部分继承了良渚文化，但是明显出现衰落和断层。

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都使得黄河中下游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汇聚和发展延续的中心。黄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和黄河下游的文化类型，以及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在交流、冲突中出现相互渗入的情况。这一过程中，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演变为河南龙山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分地汇入龙山文化中，融合成为具有共同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

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一个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下，社会人口缓慢增长，城邑兴建逐渐开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区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状态，与夏商周王朝文明相比，可称为邦国型文明。

而从邦国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间开始出现有记载的战争。战争加剧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也加速了阶级的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朝，中国历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

突出反映夏文明特征和发展高度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充分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并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形成一个二里头文化圈。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和礼制向四周传播，正体现了“九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围的邦国和部族所接受，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不断对周边产生文化影响力。

从文明萌生到王朝文明出现，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及其特色

夏王朝在诞生和扩大的过程中，与处于其东方的“夷”进行过战争。夏在夷夏之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是继夏而起的商部分继承了东夷人的文化，并和夷人结成了军政同盟，在夏商之争中获胜，建立了商王朝。《左传》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竹书纪年》记载：“商会诸侯于景亳。”“景亳之会”是商汤联合东夷诸族的一次会盟活动，经过“景亳之会”，以商人为首、联合东夷诸族组成的联军一路向西，进入二里头，倾覆了夏王朝。后来黄河中游更为靠近西部的周人兴起，又继承了商的天下。可以说，东部与西部的政治对峙成为夏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推动力。

夏商周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是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是更为主要的。三代的迭代和交融发展到西周时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形态，在民族发展上也形成了一般所认为的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并在文化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西周国家为典型的中国早期国家，突出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国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民族构成上呈现为多个族群的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一）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古代中国人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天的下方。这种对“天”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反映着并且要服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也会导致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夏商周三代，随着“天”和祖先神的结合，逐渐产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尚书·商书·盘庚》“予迓续乃命于天”，说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大盂鼎铭文》）说的是周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商代是“天子”思想的萌芽期，周代则更为明确地体现出这种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同时，认识到“天命靡常”，所以周人不完全将血缘而是突破性地将“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另外，通过商周革命，周人也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体会到民心向背可以决定王朝的兴衰。于是在政治理论上，周代相较于商代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创新，形成了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政治思想。在政治合法性的探索上，中国古人没有诉诸神权，也部分地摆脱了血缘的束缚，使早期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基于德行政治理念的世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