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大革命洪流

——党史通识第二课提纲

　　1924年到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起革命声势浩大、发动群众广泛，在中国近代史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之为“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里，共产党先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后推动国共合作，实现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猛烈高涨的工农运动，最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遭受了失败。这场大革命曾经轰轰烈烈，但最后遭到失败。一个巨大的曲折，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党的二大，进一步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并通过了9个决议案，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也就是广泛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党领导发动和组织的工农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革命高潮准备了条件。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首先从三大召开的背景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党利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其他形式，组织工人和群众，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开展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由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在1923年2月7日，被军警血腥镇压，林祥谦（共产党员）、施洋（共产党员）等52人壮烈牺牲，300多人受伤，这就是二七惨案。

　　（一）党的三大和国共合作的建立。

　　当时，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这时革命的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认识到要寻求统一战线、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同孙中山磋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也认识到了国民党在几经挫折后，存在实力不足、成分复杂、脱离群众的问题，为了防止其在堕落中走向灭亡，想通过输入新鲜血液的方式来改造国民党。

　　关于合作的方式，二大本来提出的是“党外合作”，但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在这个矛盾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共两党中反复劝说，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形成了共识。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后，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并主导大会。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但中心议题是研究决定国共合作的方式。经过两天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确认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为此，应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对两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对未来复杂情况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犯右倾主义错误的根子。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贫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其中毛泽东同志就担任了宣传部代理部长。

　　国共第一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活动的起点，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事件。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和党的四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一是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借，数千工人举行了政治大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斗争胜利；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二是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斗争；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第一届、第五届农讲所主任，第六届改主任制，毛泽东任所长，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三是学习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得到了发展。像我们驻地的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

　　最为突出的是，为了造就革命武装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创办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出；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孙中山世逝后，改为其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无可比拟的。军校群英荟萃，名将辈出：国民党方面，少将军官以上的黄埔师生有250余人。共产党方面，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人中，有近40人担任过不同时期人民军队的正军级以上职务。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军事家中，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过。尤其是同校学生分属两个对立阵营，这是极为奇特的。

　　就是在人才辈出、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时机，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大会还是一次以大力推展群众工作为主要特色的党代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等11个决议案，提出了如何做好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大会决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也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在组织上做了一个准备。

　　（三）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了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也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要到了。

　　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30日在党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约有1700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卅就是三十的意思）运动。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同年6月至第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香港领导发动有25万人参加的反帝大罢工，并坚持了16个月之久，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这些斗争，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工人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物。我党也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不足1000人发展到年底的1万人，也建立很多新的党组织。在这蓬勃发展的有力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5年，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部（粤系军阀）和邓本殷部（琼崖军阀），平息杨希闽（滇军）、刘震寰（桂军）两部在广州的叛乱，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准备了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其中，周恩来和中共关东区委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一部分党员、团员为骨干，把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受党指挥的革命武装，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也是北伐战争中赫赫有名的“铁军”。

　　二、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共合作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国民党内的右派始终在开展反共活动。

　　（一）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限共、反共活动。

　　当时国民党内部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分为三派：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到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推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这里主要有三个重大事件：

　　一是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主张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在中央执委中使共产党员占1/3，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当时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但是，“中央来电不同意”。结果，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人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一共才14人，右派、中派却有15人。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得到了大大加强和提高。

　　二是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号军舰调动一事，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接触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廷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党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中共中央当时切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广州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中共中央于是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三是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苏联顾问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往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求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单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个事件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利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以上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危机。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这场大革命后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事件，就是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是1926年开始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旨在反对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湖南，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同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战争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

　　这时的国民革命军共有10万人左右，敌我兵力实际上十分悬殊。但北方的三大军阀势力钩心斗角，互不配合。因此，国民革命军接受以加仑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较为薄弱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雄厚的张作霖军。

　　北伐军组成三路大军，高歌猛进。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移至武汉，习惯上称作武汉国民政府或武汉政府。

　　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各地党组织还发动工农群众给北伐军以直接支援，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这些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但北伐的成果最终落到国民党手中。

　　（三）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规模迅速高涨。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一方面，在这些省份，农民运动首先高涨起来。毛泽东于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发动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他们纷纷攻击农民运动，诬蔑其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轮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利，然后进行减租免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多取得胜利。群众性反帝斗争蓬勃开展，推动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收回了武汉、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三、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帝国主义列强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开始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把蒋介石视为“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为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开始对蒋介石进行拉拢。

　　（一）危机阴云中的武汉

　　在此背景下，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开始公开暴露反共面目，公然限制打击工农运动。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示诱杀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随后，又指使流氓暴徒在江西九江、安徽安庆等地攻击工会、农协，打死打伤多人。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接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勾结。3月26日，蒋介石匆匆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

　　4月9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革命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3日之后，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危机的阴云正在聚集。

　　在暴风雨已经来临之际，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一次在非常时期举行的非常会议，代表着57967名党员的82名正式代表，分成了11各地区代表团，并在党代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主席团。

　　4月27日，隆重热烈的开幕式，其实难掩局势的严峻和危机的紧迫，代表们更希望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和办法，所以，从第二天开始，会议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长达6个小时，但是对于当前最紧迫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思路，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因而引起了代表的不满。

　　罗易在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在4月30日，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他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

　　五大没有能够挽救大革命的失败，这是最为遗憾的。但是，仅凭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基础、影响等，要阻止这场革命的失败其实是不可能的。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第一次在党的中央设立了核心领导机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二）五大的多个“第一”

　　五大举行期间，由于着重研究如何解决革命危机问题，所以，没有像第二、三、四次代表大会一样，在会议期间直接研究和修订党的章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的两个决议，通过了一个《组织问题决议案》，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之后进行，这是党代会和党章历史上唯一的例外。

　　这个党章，是继三大、四大之后对党章的第三次修订。但这一次修订的幅度比较大，无论内容还是体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体例和结构上，由四大党章的6章31条，改为12章85条，包括党员、党的建设、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监察委员会、纪律、党团、经费、与青年团的关系，扩充了1倍多。这一结构和内容为以后党章的制定和修改奠定了新的基础。

　　五大党章的内容非常丰富，开创了中共党章史上的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规定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党章中单列了“党的建设”一章，内容共9条；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全国、省、市或县、区、生产单位五级；第一次在党的机构内部设置工作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第一次设立中央委员会并规定其职权，将原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和支部的六项任务；第一次规定设立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并用一专章加以规范；第一次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划分了等级；第一次规定对党组织也可以给予处分；第一次设立“党团”一章，对党团的组成、目的和工作等做了9条规定；第一次设立专章规定了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上述的不少规定，一直原封不动地延续到现在；有的则在调整、完善的基础上延续至今。

　　每次党章制定或修改，都会有“第一”。二大党章的“第一”也比较多。但五大党章这么多的“第一”，足以说明它在党章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五大虽然没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但在党的建设上，还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正式写入党章，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泣血的惨痛失败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返工事件不断发生。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虽然多次开会研究，但始终没有切实管用的良策，内部的分歧也日益增大。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八次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禁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已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发动军官。

　　这份积极重要而又绝密电报是发给鲍罗廷的，但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未经鲍罗廷同意，自作主张做了一件十分荒唐的“大事”，居然把共产国际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第二天还给了他一个副本，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罗易的行为加速了汪精卫的叛变。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廷闿、唐生智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拉住汪精卫，但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7月13日，发表对政治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正式作出了“分共”的决定。随后，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

　　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也不乏国民党左派人士。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这样遭到了惨重失败。最后，还是用大事件描述一下大革命运动

　　1923年：

　　6月12日——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实行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5月黄埔军校创立。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

　　7月3日国共合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

　　1925年：

　　1月11日——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

　　5月五卅运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6月——翌年10月在广州、香港领导发动有25万人参加的反帝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

　　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10月——翌年3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

　　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分共”，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