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专题党课讲稿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壮大，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也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不过，我们文明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也曾遭遇危机甚至挫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文明迎来了空前的大挑战、大变革。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际，是否表示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已经衰老没落？面对挫折，中华文明是否只有放弃自我、蜕变为其他文明形态，才有在当今世界继续生存的资格和希望？今日中华民族又能否担负起古老文明赓续更新的责任？这些问题困扰着也激励着近代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去思考、探寻、开辟中华文明固本开新、永驻风华的大道。

近代前夜——文明的延续与更新

以往，我们常把中国的近代遭遇和现代化进程简单归为“西方冲击”的结果，但若从长时段审视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诸多内在特性不仅延续到了近现代，更成为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最典型的，中国庞大的农业经济规模和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就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再如，自古以来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湖湘、岭南、江浙等风格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流派。他们或主张经世致用，或强调变革维新，或擅长学理考论，其学风绵延直到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就都深受湖湘学派“经国救世”“匡时济民”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最初也是通过发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以“今、古文经学之争”这一儒学千年公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正是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在近代培养和塑造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实干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近代前夜的发展也富有成果。“大一统”思想得到不断的传承推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愈发深化，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进一步巩固，今日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此奠定。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达到高峰。尽管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但如外戚权臣、门阀贵族、藩镇割据等，曾经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都已大为弱化，国家行政体系和治理行为的集中化、理性化、科层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典型特征，在世界范围内都达到空前水平。对此，欧洲人历史上曾是高度赞赏甚至倾慕的。18世纪法国思想家魁奈曾说：“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一个人的功绩和才能是他可能获得显赫地位的唯一标准。”另一位学者霍尔巴赫则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

中华文明始终保有开放的胸怀。中国与亚、非、欧各洲众多国家的海陆贸易都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行销世界。仅从考古资料看，明代正德年间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以瓷器为主）数量超过10万件。明代中叶以后，欧洲国家也开始大量参与对华贸易。1745年返程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广州购买了大约700吨货物，其中就有约50万到70万件瓷器。对于海外贸易，中国人是开放而灵活的。当时，中国商人从景德镇采购白瓷，再在广州绘上欧洲人喜好的艳丽图案，或者西洋人物、欧陆风景，形成独特的“广彩瓷”，以满足来自“西洋”的需求。福建的德化窑甚至可以烧制亚当夏娃的瓷像以供外销。凡此种种，都为将来中华文明以更加包容与和平的姿态拥抱世界，打下了根基。

由此可见，发展到近代前夜的中华文明，其规模和成就仍在继续扩大。尽管传统国家存在着诸多深层次问题，但中华文明的形态特征、生命活性和发展潜力等并未根本削弱。虽然后来中国所遭受的外来侵略和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文明体在稳定常态下所能承受和化解的范围，但文明长期发展演进所积累的诸多优势，仍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能够积极应变、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文明的特质也就此得以延续传承。

近代中国——文明蒙尘与重识自我

1840年之后，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掠夺和压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悲惨遭遇，不仅在现实层面带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惨痛伤害，还在更广更深的层面，让中华文明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顿挫，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中华文明开始遭受空前的认知冲突和信任危机。

对中华文明的质疑与挑战，源自西方。16世纪以来的欧洲思想和艺术领域的“中国热”到18世纪后期尤其是19世纪，便迅速“降温”消散了。此时，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与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国力增长的欧洲国家逐渐自尊自大。而欧洲文明作为一种一神教（基督教）文明，其一元、排他的思维模式也日益显露，开始通过贬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明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感，其间当然也包括中华文明。当年出使清朝失败的马嘎尔尼回国后声称，中国“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对中华文明的贬损还渗透进学术研究中。当时的西方学者不断抛出中国“无哲学”“无历史”“无逻辑”“无艺术”“无城市”“无发展”等观点，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给中国贴上了“非文明”，甚至“未开化”“蛮族”的标签，成为鄙视与丑化的对象。

与此相应，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他们贬损中华文明的说教也传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20世纪初期，“中国野蛮落后”“西方文明先进”的观念在国内极有市场。当时连保守的北洋政府都要建一座“罗马风”的洋楼当国会会场，然后让官僚们戴上高筒礼帽，穿上燕尾服、打领结、挂绶带，粉墨登场，才算是“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在宣扬中国“百事不如人”，以至于鲁迅先生要发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追问。

所幸的是，打击与贬损之下的中国人并未沉沦，而是进一步发扬我们文明的创新特性，不断迎难而上，通过不断深入学习外来的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来为民族复兴和文明赓续注入新的动力。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更是一个重审古今中西，不断找寻自我、重拾自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先人曾经犹疑、踟蹰，他们或是盲目自信，抱残守缺，一味拒斥；或是用“西学中源”——比如认为西方科技源于《墨子》——来安慰自己；或是执着于“中体西用”，终难冲破藩篱。同是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些人也曾迷途、愤激，有人试图靠“全盘西化”追赶“文明”，终不免陷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窘境而归于失败；还有的人，哀民族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奋身“打倒孔家店”，反抗传统糟粕，力图以新文化的建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悟与血性，虽不免“矫枉过正”，但终于为中华文明的赓续破除迷障、打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