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五年规划的力量

解读中国“五年规划”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一部中国五年规划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史。1951年2月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方方面面基础都非常薄弱，不必急于工业化，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造我国的经济，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巩固我国的国防，才不致受帝国主义的欺负”。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没有钢铁等重工业就被人家欺负，所以发展重工业是“一五计划”的重心所在。中国当时没有编撰五年计划的经验，需要借助苏联的帮助。所以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率领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征求苏联专家对我们“一五计划”的初稿的意见。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划能力最强的国家，这种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五年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过去大跃进的时候，许多指标定得太高，后来也出现过重工业与轻工业比较失衡的状况。但总体上看，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发展经济要有计划”最早的提出者可能是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不认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市场至上。后来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提出过，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要能够调节“生产的盲目力量”。

　　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用计划的方式来组织战争物资的生产。列宁曾经在德国生活过，他“战时共产主义”中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出有德国做法的影子。1921年列宁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斯大林主政的1928年，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到1940年，连续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苏联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这种工业能力为后来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次大战”后，不少国家或多或少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融入了计划。比如，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兴过程中就提出过“经济复兴计划”。

　　新中国的五年计划应该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但发现苏联模式有缺陷后，我们就开始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我们把传统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为指导性计划和战略性规划，既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许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的东西交给了它们。

　　回头看，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大量其它国家的经验，然后结合自己的国情推陈出新。相比之下，90年代苏联转而全盘否定自己，全面拥抱私有化这个“休克疗法”，结果是灾难性的，至今很多俄罗斯人还后悔不已。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被中国吸收，一般都与中国传统中本来就具有某种与之比较匹配的元素有关。就像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中国文化更容易吸收社会主义理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相信孔子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未雨绸缪，对许多问题的超前思考一直贯穿着我们的文化。这也使外来的五年计划理念很快就被社会主义中国所接受。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到2000年要翻两番，就是增加四倍，于是他就考虑到中国的电力发展要超前，有关部门也就开始编撰电力大发展的规划，包括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实现电力大发展。所以，今天中国的用电量如此之大却没有闹电荒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结果，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的规划和规划的落实。

　　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很多都主持过“五年计划”的编撰，所以“五年计划”这个词也成为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的常用语。比如，1986年9月6日，中共元老陈云到邓小平家中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大家都问候陈云的身体状况，陈云说他现在只做“两年计划”，不做“五年计划”，他还说：“我是滚动式的‘两年计划’。这样更加实际一点。”他一边讲还一边用双手做一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我们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地探索和完善自己的规划能力。比如，2006年，也就是第“十一五”开始之际，我们正式把“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于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的计划理念已经完成了从宏观与微观并重到宏观与战略的转变，以及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它更加关注产业、区域、城乡、社会的发展，还有环境、经济结构调整等很多问题。

　　我们党中央关于制定“五年规划”的建议一般是在前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的。“五年规划”建议文稿形成一般需要几个月，整个编撰的过程就是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的展示。编撰规划期间要广泛听取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意见，成百上千次地听取专家、学者、智库和社会的意见与建议。这次为了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召开了7场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还特别采用了网上征求意见的方法，让民众广泛参与。留言有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

　　最近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引来整个世界的关注。不久前，年轻人喜欢的哔哩哔哩网站问我能不能用五分钟时间给网友分享一下五中全会的精神，这个挑战不小，因为时间太短了。但我琢磨了一下，觉得也可以谈一些东西。我说，也许可以把这个会议精神概括为“一二三四五”。

　　“一”就是一个总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讲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口号要变了，我们要更上一层楼，将在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更具体地说，就是到2035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目标，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二”就是双循环。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于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等原因，外部环境可能会不太好，甚至恶化，所以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和战略思维。我们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标题叫“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人口超过西方国家人口的总和、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也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就可以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而这也为我们更好地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奠定了基础。最近RCEP的签署对我们实现双循环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就是三个大的判断。一是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有些人认为外部环境现在很糟糕，中国战略机遇期受到了重创。但其实是恰恰相反，我们还是处在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一直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二是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对各行各业都是重中之重的任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都要达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三是共同富裕。从现在到2035年这个期间，我们要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四”就是四条发展主线。第一条：在供给侧，将深化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主线。比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大增。我们就要提供更多的供给。再比如，在消费互联网方面（toC），我们走在世界最前列，但在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等方面（toB），我们还有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呼唤巨大的供给。

　　第二条主线在需求侧，我们要把扩大内需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包括扩大就业、适度刺激消费等。

　　第三条是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除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外，这次五中全会又提出要把安全与发展统筹考虑，落实到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安全观是习主席提出的总体安全观，它既包括传统安全，如保卫领土完整、国防建设等，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如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平台核心技术安全等。

　　第四条是明确提出了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

　　“五”就是“十四五”规划本身。这个规划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依次包括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治理、乡村振兴、区域协调与城镇化、文化事业、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民生、安全、国防等12个方面。这个规划涉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值得大家去品读。

　　我进一步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我不久前看了浦东2035远景目标，感到心潮澎湃。中国模式的魅力在于，你知道你所在的地区、城市、省在今后五年，乃至十五年中将要发生什么。而且从过去的情况看来，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规划大概率都是提前完成的。这也是一些西方人害怕中国模式的原因。这些规划也往往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产生很大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种制度化的规划、以及规划的预期本身也是一种供给。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五年规划的过程已经成为一种塑造预期的过程，从企业公司到个人投资者，今天都非常关心中国五年规划的内容，这本身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这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制度很难进行宏观规划，执行起来难度往往更大。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多党竞争导致短视的政治。即使一个政党制定了一个规划，另一个政党上台就可能把它推翻；二是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国文化中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规划往往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远景声明，属于言论自由，缺少中国模式的执行机制和问责机制，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2000年欧盟曾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叫“里斯本战略”，目标是争取在2010年前使欧盟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但最终根本无法落实。

　　我们不妨将它和我们五年规划配套的扶贫规划及其落实机制比较一下。从十八大以来，我们是全党动员攻坚，五个级别的书记抓扶贫一抓到底。近26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下到最基层，而且不完成脱贫就不撤退。这种规划和执行机制在西方模式下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理性的每个个人基于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带来整个社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个理论否定政府和规划的作用。英文中现在有个单词，叫short-termism，短期主义，专门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没有规划的状况。坦率讲，这样的制度不走衰也难。

　　比如，现在美国的疫情日益严重。到11月20日的时候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6万。如果按绝对数计算的话，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是中国的55倍，而美国人口连中国四分之一都不到。但时至今日，整个美国连一个全国统一的防控疫情的计划都没有。美国好几位传染病专家都在说：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个“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冬天”。

　　总之，中西方模式比较之下差别巨大。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中国模式可以为下一代制定规划，而西方模式考虑的往往只是今后三个月，或者下一次的选举。我们研究院的资深春秋访问学者、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经感慨万千地说：“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和长期奋斗的决心，这是西方国家所缺乏的。”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