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专题党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今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指出：“主题教育有期限，践行初心无穷期。云南要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继续努力，真正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加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终身课题。”牢记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就是在研讨分析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根据、基础、可能，思考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思路、方法、路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找寻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动力、关键、根本，即通过学习找寻初心、引领使命，感悟初心、激励使命，锤炼初心、担当使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

　　下面，我讲五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中走来又不断走向未来；二是从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中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三是从历史积淀中吸取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丰富营养；四是在世界性灾难面前升华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五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中走来又不断走向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苦难史、奋斗史、辉煌史。“初心有别，命运迥异”。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份宣言，即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时隔近百年，重新研读这两份文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党两种不同命运的历史必然性。两份文件有三大相似之处：一是都分析了彼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二是都指出了中国的出路与前途；三是都讲述了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国民党认为革命本起于民族解放、推翻满清而不能彻底，造成民族革命成果被军阀盗据，加之帝国主义置中国为半殖民地，所以民族革命愈加曲折。结论是国家问题之根源在于袁世凯为祸中国，袁虽死但祸愈烈；帝国主义只是祸乱的表象因素，军阀割据加之与列强勾结，使产业与民生委实困顿；回避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资本产义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渊薮，而中国将要诞生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势力联合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根本纽带，三者共同构成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未将问题根本归咎为清朝和袁世凯，而是直指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帝国主义置中国为半殖民地，而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共产党的宣言：第一，具有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把中国的问题放到全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分析，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世界视野上的坚实基础；第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是当时中国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三，宣言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真挚感情，写出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悲惨境况。“道以自为本”。中国共产党的“道”在于他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党。“魔亦以自为本。”国民党是代表官僚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党，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并扶持中国封建势力，在推翻北洋军阀后马上背叛了革命。两个政党最初的政治抉择，早已决定了其未来。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但更为根本、更为关键的则是其立党宗旨中所确定的必然因素。中国儒家传统是“修齐治平立其成”，我们出于如此历史信念，可以这样说，什么初心开出什么花、什么良知修出什么果。因此，在我们党的奋斗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不怕牺牲的先辈先烈，孕育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深圳特区的开创精神等革命精神。

　　（一）红船精神。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走向世界舞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8月2日上午，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代表，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网船完成了大会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因此也被称为“红船精神”。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品格、优良作风的源头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永恒传承的“红色基因”。弘扬“红船精神”，重温共产党人烽火岁月里的革命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既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有力武器，更是新时代激发全体共产党员内在价值的精神源泉。

　　（二）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地方，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中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算起，到1930年2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撤离井冈山为止，前后两年半时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连续击退了反动势力的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设了一整套红军建军原则，提炼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做“革命山大王”的思想、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红色政权“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不仅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且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即：“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弘扬“井冈山精神”，就是要传承“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开拓创新精神、“艰苦奋斗而不溃败”的优良作风、“为主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群众观点。

　　（三）长征精神。长征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行战略大转移；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同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县达维镇实现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同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之后，明确了陕北为长征落脚点；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同年12月召开中央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政治路线作了重大调整，为迎接历史转折的新阶段作了重要准备；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征程，是一部雄壮豪迈、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习近平总书强调：“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敢于跨越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雪山”“草地”，勇于征服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业绩，为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保山篇章而不懈努力。

　　（四）延安精神。延安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13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以及解放战争的总后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大量具有远见卓识的光辉著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前进道路。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典范，无论面临怎样生死存亡的境地，共产党人都心怀崇高的革命理想，从弱小到强大，从迷茫到坚定，从挫折走向胜利，培育了包括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在内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筑牢政治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筑稳思想基石；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筑就力量之源；坚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筑成不竭动力。

　　（五）西柏坡精神。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普通村庄，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建国。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西柏坡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秉持曙光在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仰灯塔，铸就理想信念、忠诚品行的光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是我们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孕育形成了以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内容的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六）“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社会动荡。一时间，经济上的困难局面，与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强烈对比。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断言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和封锁禁运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仅“一五”期间，新中国工业建设和生产取得的成就，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速度”。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和铁的事实有力回击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的嘲讽，并形成了自己的建国精神。弘扬“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中积极投身实践，在践行初心使命中担当作为。

　　（七）“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上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作出发展导弹、核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导弹、核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拔地而起、直刺苍穹，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导弹。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一声春雷般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掌握了核技术。两年零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一曲嘹亮的《东方红》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胜利地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在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历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发图强、齐心协力、锐意进取，夺取一项又一项新的成绩，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机与活力。

　　（八）深圳特区的开创精神。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设立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深圳始终勇立潮头、开拓进取，最早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纠缠，以“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全国率先大胆探索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最早打开国门招商引资，“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实行“外引内联”，迅速形成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深圳迅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成功跻身全球城市30强、亚洲城市5强，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军、试验田、拓荒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提出了“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新目标新定位。回顾历史，深圳特区在发展历程中相继创造了一系列“特区精神”，我个人认为，2015年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五破五立”（即：进一步破除“老框框、老套路”的重重束缚，树立敢破敢立的开拓精神；破除盛名之下、志得意满的安逸心态，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破除“为官不为、当官做老爷”的消极状态，树立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破除“差不多、过得去”的粗放思维，树立精益求精的较真精神；破除“光说不练、做而不实”的漂浮作风，树立一抓到底的实干精神），是对深圳特区精神的新诠释、注入了新元素，既对深圳特区“开创精神”细化，更对“开创精神”升华，给“开创精神”，更便于理解，更利于执行。弘扬“深圳特区精神”，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增强发展动力，坚持产业优先增强发展实力，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力，坚持优化环境增强发展引力的保证，奋力推动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

　　总之，由“红船精神”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中国精神，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我们要从这些革命精神中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二、从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中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

　　云南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1926年11月7日，云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使在黑暗中探索革命道路的云南人民有了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革命意志和模范行动，坚定了云南各族各界血战到底、抗战到底、斗争到底的革命信念，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壮丽篇章，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树立了一座座可歌可泣的精神丰碑。

　　（一）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聂耳，祖籍玉溪，原名聂守信，人民音乐家，1912年2月出生于昆明，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其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当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香烟衬纸上写下歌词后，就被抓进监狱。后来，当聂耳看到歌词时，仿佛听到了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主动提出由他进行作曲。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聂耳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出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辗转到了日本。客居日本期间，聂耳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更加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送回国，《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成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救亡图存、奋勇抗争的战斗号角，充分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全会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至今日，《义勇军进行曲》依旧像一口敲响的警钟，时刻提醒着中国人民居安思危；像一股绵延的泉水，提供着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像一支冲锋的号角，激励着华夏儿女为民族复兴奋勇前进。

　　（二）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学术实力、培养急需人才，1937年8月，原设平津的北方著名三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武汉震动，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入滇，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使昆明成为当时全国的“教育中心”“学术重地”。在其存续的8年零11个月里，西南联大名家荟萃、大师云集，熔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于一炉，在极度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在教育救国的火热实践中，以优良的传统、独特的校风以及卓有成效的业绩远播盛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西南联大先后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杨嘉墀、陈芳允、赵九章、郭永怀、屠守锷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和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以及宋平、王汉斌、费孝通、彭珮云、周培源、朱光亚、钱伟长、孙孚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定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其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西南联大集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在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形成的“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对于我们提升全新思维境界，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增强改革创新意识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闻一多于1899年11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县，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却仍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11日夜，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去世。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此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闻一多避一避。但是他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闻一多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闻一多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至今日，闻一多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生命谱写的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仍在激励着我们，他的“说”与“做”，诠释了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解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体现了为国家、为民主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铭记、学习和效仿。

　　（四）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1935年2月5日至14日，中央红军在集结过程中，党中央在扎西县也就是今天的威信县，分别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定开始在部队中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使遵义会议实际确立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会议同时根据敌情变化，对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调整，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这次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扎西会议后，红军反“围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五）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故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三个多月的转战，于1935年4月进入云南境内，由曲靖向马龙、寻甸、嵩明等地进发。4月29日，中央军委在寻甸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根据电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金沙江集结。左路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经由寻甸攻打嵩明县城，造成红军要攻打昆明的态势，迫使敌人调回部分兵力，为红军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右路为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经七星桥进入寻甸坝子占领寻甸县城，掩护中央纵队前进。中路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纵队，向禄劝皎平渡前进。4月30日，红军总部进驻寻甸柯渡丹桂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里对抢渡金沙江作出部署。5月3日晚，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经过急行军赶到金沙江边，抢占了南岸皎平渡口，缴获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并偷渡成功，歼灭国民党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占领北岸渡口。为巩固渡口，干部团在通安附近击溃川军2个团，牢固地控制渡口。与此同时，红一、红三军团也分别抢占龙街渡口和洪门渡口。由于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飞机低飞骚扰，两处均不便渡江。除留第十三团在洪门渡口渡江外，主力红军全部改由皎平渡口渡江。于是红军假装在龙街渡口架桥，使敌人上当，再从皎平渡口渡江。5月3日至9日，红军避敌锋芒，仅凭7只渡船，在7天7夜间，不失一人一马，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次渡江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是红军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才能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小故事的背后，是大格局、大境界、大担当、大奉献。这些故事，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辛探索和责任担当，积淀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的制胜之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律，是我们新时代赓续光荣、走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从这些故事中进一步解决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更加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更加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更加自觉地把党的初心和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大力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坚持“闯”字当头、“实”字在先、“干”字为要，努力在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中交出保山答卷。

　　三、从历史积淀中吸取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丰富营养

　　保山自古就是一片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热土，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了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抗日县长张问德、爱国侨领梁金山、一代英哲艾思奇，以及“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改革先锋杨善洲等一大批杰出英才，书写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英雄史诗。

　　（一）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李根源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的爱国人士。1879年6月6日出生于腾冲，曾参与领导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称帝”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教育长）、总办（校长），国民政府陕西省长，驻粤滇军总司令（授陆军上将衔），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并代国务总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云贵监察使、国策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行政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7月5日，病逝于北京。在其光辉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历史事件当属发表《告滇西父老书》。1942年5月，日军截断我与盟军的唯一交通线滇缅公路，驱军入侵滇西，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相继沦陷。5月4日、5日，日军两批共108架次飞机轰炸保山，还丢下细菌弹，造成大量平民死伤；5月5日，日军进犯怒江，被中国远征军炸毁惠通桥阻敌于西岸形成对恃状态。5月10日，日军占领滇西全境，妄图攻占保山，入侵昆明，觊觎重庆。保山危矣！云南危矣！重庆危矣！中华危矣！民族危矣！这时，国民党当局竟有人主张放弃保山，退守澜沧江。当此万分危急之时，李根源急电国民党中央，慷慨陈词：“怒江之险，胜过沧江万倍。我李根源誓死要坚守怒江，与保山共存亡！”经过再三函电请缨，终被蒋介石批准前往保山，遂于5月24日自昆明出发，沿途宣慰安民。抵保后，迅速召集各地士绅开会，在金鸡文昌宫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以此安定绅民，鼓舞民心士气。他大声疾呼：“我父老必抱定更大的牺牲决心”“立刻要发扬保省即是卫国的精神”“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保住在云南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根源不敏，愿追随诸父老之后，同心努力以赴之！”《告滇西父老书》发表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各族群众的抗战勇气，滇西军民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积极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将日寇铁蹄阻断于怒江以西，挽救了全国抗战的危急形势，并于1944年发起滇西大反攻，将日寇驱逐于国门之外，战胜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二）张问德《答田岛书》。张问德是一位“硬得纯正、硬得正直、硬得正气”的爱国名士。1880年8月6日出生于腾冲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熟读诗书，深得春秋大义，性格刚正不阿。历任腾冲府司法科长、腾冲参议会议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秘书、昌宁县长等职，1940年因病辞职回家休养。1942年夏，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失利，日军铁蹄逼近腾冲，城中军政官吏闻风丧胆，弃城而逃。5月10日，292名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就长驱直入占领了腾冲，使这座屹立了500多年的“极边第一城”不战而陷入敌手。6月下旬，年过花甲的张问德临危受命出任“县已不县”的腾冲县长，以病榻之躯率众投入保家卫国的艰苦征程，先后八越高黎贡山、六渡怒江，挺过了日寇四次大扫荡，始终不屈服、不气馁、不放弃，把抗日的县政府牢牢钉在敌后。很快，以张问德为首的这股抗日力量，便引起了日军注意。1943年8月31日，日军侵腾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致信张问德，许以高官厚禄，企图软化诱降。张问德怒火中烧，写下了旷世檄文《答田岛书》，痛斥日寇的战争罪行，并表达了腾冲人民誓死抗战的坚定决心。他在文中首先声明：会谈一事，无任何商量余地。而后详列日军之暴行：“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露尸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栋，骡马遗失达三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张问德直言，凡此种种灾难，都是日寇暴行所致，作为一中国公民，对日寇所提任何计划条件，均不考虑。要使腾冲人民远离苦难，你们日本人自可放下枪械，滚回日本即可。文中，张问德表明立场，将和腾冲人民坚持抗战，直到把日本人消灭，并警告日本人：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答田岛书》后来被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并登载于各大报刊，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很大轰动，腾冲沸腾了、昆明沸腾了、重庆沸腾了、全国沸腾了，让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鼓足了赴死的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当年的军政部长陈诚称誉张问德是：全国沦陷区五百多个县长中之“人杰楷模”。蒋介石则亲笔题赠“有气节之读书人也”的匾额。在张问德“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激励下，经过大小战役40余次，1944年9月14日，滇西军民全歼腾冲守敌，使腾冲成为抗战时期500多座沦陷县城中第一座光复的县城。腾冲光复40天后，张问德即挂冠而去，只留下他对腾冲人民的一片丹心。

　　（三）梁金山的爱国义举。梁金山是伟大的爱国华侨领袖。1884年出生于隆阳区蒲缥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早年靠帮人赶马往来于滇西与缅甸之间，曾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道班、码头搬运工等，后来在缅甸腊戊的帮海银厂当了矿工，通过不懈努力，逐步成为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之他性格豪爽，为社会各界称誉，在华侨中享有很高威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梁金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慷慨捐款50万元支援抗日，领导旅缅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1935年，为连接怒江东西岸的保山和龙陵，他将两个商号和一个公司降价出售，捐资修建了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惠通桥，连通了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共有45万多吨国际援华物资通过惠通桥运往后方。1937年，全面抗战暴发后，梁金山组织领导了“缅甸华侨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国缅甸救国联合会”宣传抗日，将80辆汽车和1架飞机捐献给国家，并坚持每月捐100盾卢比直至抗战胜利。当时国民党中央派给云南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购买了一半还多。1942年，日军大举南侵，缅甸告急，梁金山无偿动用自己公司的120辆卡车，又自费雇佣80辆其它公司的车辆，昼夜抢运积压在仰光的10万吨国际援华物资。日军得知梁金山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把他列为捕获对象，妄图利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征服缅甸、进攻云南。身处危险的梁金山不为所动，依然为了支援抗战，倾家散财，辛劳奔波。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梁金山毅然抛弃在缅甸经营数十年的家产，回到祖国怀抱。据粗略统计，其捐赠的白银和物资等，价值超过10亿。新中国成立后，梁金山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人大代表，先后担任云南省侨联副主席、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等职，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富强做出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誉为“国家的义士、民族的孝子”。

　　（四）艾思奇的理论创新。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领军人物，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原本不姓艾，思奇也不是他的名，他原姓李，名生萱。“艾思奇”是1932年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1910年，艾思奇生于腾冲和顺，其父亲李曰垓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对中国哲学有很高造诣，曾先后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云南民主革命和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章太炎称李曰垓为“天南一支笔”，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其成长影响至深。1934年，24岁的艾思奇把自己的一批文章汇编成《哲学讲话》出版，后来改为《大众哲学》的书名再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事例，第一次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高深的道理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大众哲学》一经出版，就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引导当时的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它不仅具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开创性意义，而且具有思想性、革命性的实践价值。腾冲和顺艾思奇纪念馆中悬挂着一幅这样的七言绝句：“一卷书雄百万兵，人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诗下题注言：“1949年秋前后，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57年夏日，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此诗是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所题，这既是对艾思奇著写的《大众哲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也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艾思奇的作用、哲学的作用，特别是哲学大众化的作用。1937年10月，艾思奇奉党中央调令到革命圣地延安工作。毛泽东同志很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哲学著作，曾写了19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作了略有不同意见的批注。通过同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学术交往，艾思奇的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研究方面，他先后发表了国内第一部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主编了中国高校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宣传方面，他致力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员亲切地称他为“艾教员”。艾思奇一辈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他把哲学与大众紧紧相连、与生活紧紧相连、与实践紧紧相连，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评价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并在其悼词上亲自加上了“党在理论战线的忠诚战士”。今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腾冲艾思奇纪念馆考察调研时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他倡导的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精神，要继续发扬光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五）杨善洲的实干精神。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退休干部楷模杨善洲获此殊荣，属云南省唯一上榜人物，这是云南的骄傲，更是保山的骄傲。杨善洲，1927年生于施甸姚关。解放前，参加过滇西抗战运输队。解放初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得群众拥护；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65年，历任施甸区（县）委副书记、书记；1966年至1988年，历任保山地委副书记、书记。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坚定信仰，一辈子牢记宗旨，一辈子勤政务实，一辈子清正廉洁，为一方发展殚精竭虑，干革命干到“脚直眼闭”。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他把办公室搬到了田间地头，无论干什么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他，越难的地方越能看到他，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他。他说：“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视察，在地委见到从板桥田间赶来的杨善洲满身泥土，送给杨善洲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句话后来成了杨善洲毕生的追求和座右铭。为改变保山“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的缺粮状况，他带领干部群众修建了北庙、三块石等十多座大中型水库，极大地改善了保山的农田水利条件，并积极推动“坡地改梯田”“籼稻改粳稻”，亲自试验并示范推广“三岔九垄”插秧法，使亩产提高了三四百斤，1978年至1981年，保山水稻单产在全省排名第一，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被人们称作“粮书记”，农业部专门在保山召开了农业生产示范现场会。杨善洲还率先提出加快全区小集镇发展的改革思路，亲自带队、调研总结了一批加快小集镇建设、发展“五小”乡镇企业等典型经验，制定灵活的政策，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当时的保山涌现出了新华肥皂厂、新华皮鞋厂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培育出了“保山工农肥皂”“金龙面条”等多个知名品牌。他大胆进行企业所有制改革，培育非公有制经济，使保山出现了大批私营公司、个体“万元户”。到1986年底，保山建成了一大批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企业和特色鲜明、经济活跃的小集镇。退休后，杨善洲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一头扎进大亮山，“自讨苦吃”22年，用生命的余热为党和人民尽了最后一分力。2011年4月13日，习近平同志批示指出：“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始终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始终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始终保持公仆本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一个英雄的名字，都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一座不朽的丰碑、一种奋进的力量，他们以身许国的壮志、舍己为人的抉择、造福大众的情怀，不仅彰显了保山的英雄气概，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更加需要英雄辈出、更加需要群英荟萃、更加需要众志成城。我们要积极争做英雄的传人，在传习、传承、传播上下功夫，从英雄保山的历史积淀中吸取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丰富营养，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按照“一条路子、两个前列、三城定位、四化发展、五马竞争”的工作思路，更加自觉地担负起保山在全省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使命和责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奋进跨越。

　　四、在世界性灾难面前升华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迅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号令，制定科学防控、依法治理、精准施策的具体措施，打响了一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形成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奇迹、中国担当！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提出一项总要求，即：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明确四个“坚持”，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一项战略，即扩大内需战略。要求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做好“六保”工作，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些决策部署，既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又适时变化、适度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六稳”工作转变为“六稳”＋“六保”工作，我个人认为，“六稳”工作更多的侧重于推动经济发展，而“六保”工作更多的是侧重于稳住社会大局，“六稳”＋“六保”，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执政为民”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诠释！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无疑是在世界性灾难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的升华和提升！

　　（一）以“六稳”保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唯物辩证法上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善于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2018年7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从内部与外部、需求与供给、经济与民生等维度发力，首次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实践证明这是稳住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一招。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且影响仍在加剧，已演变成突发的世界性灾难。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内生的经济衰退，此次世界性灾难本身是外生的，但其发展又依赖于全世界的抗疫举措，呈现出外生转内生、外生与内生交互影响的特点，灾难通过对社会及其正常运行体系的冲击使得实体经济停摆，产生极为直接、全面和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需求大幅下降；2.供给受到极大冲击；3.金融市场高度紧张和动荡；4.各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恶化、不确定性不断增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8%，工业、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84145亿元，同比下降1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

　　（二）以“六保”稳定社会发展基本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点线面有机结合，既有民生又有市场，既有发展又有运转，既有安全又有稳定，有温度更有力度，是兜住民生底线的迫切需求，是稳住社会发展基本面的内在要求。“六保”之间构成一个整体，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其中关键是产业链要活起来。只有产业链贯通循环，就业和民生才有基础，市场主体才有生路，粮食能源才有保障力，整个社会才能运转有序。只要始终牢牢把握“六保”，因时因势调整着力点，我们就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一是要千方百计保居民就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企业的订单有所减少，需求还不是太强劲，就业的压力显得比较突出。我们要在释放消费潜力上下功夫，以消费拉动就业，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在灵活推动就业和创业创新的基础上，对冲疫情影响，提供发展的有生力量。二是要千方百计保基本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问题作为聚焦点、着力点、突破点，从源头上暖民心、解民忧、平民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稳，社会稳，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才能激发复工复产活力。三是要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杠杆调节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市场竞争力。四是要千方百计保粮食能源安全。要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保障夏粮丰收，特别是要稳住“一头猪”、供好“一袋米”、配好“一篮菜”。要全面推动能源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水电气油等能源物资不断供不短供，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支撑。五是要千方百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疫情全球肆虐，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要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中的问题，通过以大带小、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思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复工复产。同时，要抓住这次疫情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和重构的契机，做大做强保山的产业集群。六是要千方百计保基层运转。坚持开源和节流并举，通过积极组织本级收入、争取上级补助、争取债券资金、加快土地出让、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等方式，扩大收入规模；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腾出有限的财力空间，保障基层正常运转。

　　“六稳”“六保”反映出宏观政策的“随疫应变”，也突出了明显的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一个“稳”字，一个“保”字，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稳”即“稳定”，从反义词来理解就是不能摇动和摆动。“保”即“保护”，从反义词来理解就是不能伤害和损害。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六稳”是立足于经济不波动，而“六保”则是立足于民生能托底。从初心和使命来说，我们党一切发展的目的都是为民生，在全球性疫情灾难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无论在防疫情还是防发展风险中，都显示出我们党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的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党的担当与西方政客们纷纷甩锅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优越性，而且还充分显示出两个优越性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整体来看，做好“六稳”工作，是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效应对经济内外部双重压力，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六保”是针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痛点”做最充分的准备，积极进取加力“六稳”，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可以说“六保”就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六保”牢固，就能释放厚重能量，保证我们的“中国号”巨轮劈风斩浪，顺利前行。可以说“六保”就是保障改善民生的关键点，其中就业是根本，民生是基础，市场是主体，粮食能源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是基本，基层运转是秩序。可以说“六保”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险栓，我们必须呵护好，维护好，实现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改革开放，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让“六保”释放出助力脱贫攻坚、助力全面小康、助力幸福生活的磅礴能量。

　　五、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勇于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一个敢于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之所以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从不讳疾忌医，勇于自我革命，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己的问题。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站在新起点、置身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牢记初心使命，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要在政治建设上深化自我革命。政治问题是方向问题、道路问题、生死问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问题，是走保守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还是为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谋福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保山政治生态持续净化，主流是好的，但耿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警醒我们，保山并不是一片净土，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我们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深刻汲取耿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彻底肃清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等流毒影响，着力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要在思想建设上深化自我革命。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毛泽东同志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是连接各方面建设的一条红线，是融入党的建设各个环节的先导性要素。一直以来，我们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全市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但少数党员干部依然存在信仰缺失、宗旨淡化的问题，有的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对此，我们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题，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维护核心、看齐中央的政治自觉，转化为严以修身、锤炼党性的思想自觉，转化为提升能力、增强本领的行动自觉。

　　（三）要在组织建设上深化自我革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在强基础、补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近年来，我们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巩固深化年”“基层党建创新提质年”等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一些成效，但也还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焦聚力推动“提高‘三个组织化’程度、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抓党建促农村宗教治理、推进农村‘领头雁’培养工程、加强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建设”6个共性项目，推动实施城市基层党建“书记领航”项目，创新抓好2个以上特色项目，通过书记示范带动，以上率下实现一次思想观念的大转变、能力素质的大转型、工作方法的大转轨、骨干队伍的大锻炼，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四）要在作风建设上深化自我革命。作风问题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作风建设，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从反对“四风”切入，先后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但仍然存在不敢担当、不愿负责、不想做事等不良作风。我们必须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持续抓好“最不满意三项工作”整改，持续开展基层减负工作，进一步把广大党员干部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五）要在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深化自我革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坚定的信仰和严明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 从自身情况来看，我们还不同程度存在纪律松弛的问题，比如：有的处理重要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仍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监督，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敬畏、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持续整治扶贫领域和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以严明的纪律激浊扬清。

　　同志们，初心照亮未来，使命呼唤担当。守初心、担使命，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空表决心、而要真抓实干，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善作善成。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奔跑的姿态、战斗的状态、必胜的势态，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最后，我用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的两句话与大家共勉。第一句话：“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第二句话：“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