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我们党始终重视基层建设，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研究总结我们党加强基层治理的探索与经验，有助于在新征程上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续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提供学理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型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

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需要了解传统中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特点。我国自秦汉开始推行郡县制，中央政府可以一直管理到全国各个县。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主要由建立在家庭和扩大家庭基础上的共同体所组成，大都实行自治，乡绅、年长者等在管理当地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在家族或宗族基础上的治理方式，有利于村民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方式也随之瓦解。面对当时“一盘散沙”的状况，无数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方案，但都未能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方案都脱离了人民群众，不能将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与整个国家连成一体，也未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基层建设和基层治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推动党的组织向基层、向一线扎根，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随着革命深入开展，我们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基层，建立党支部和基层组织体系，广泛联系农村、农民，在根据地实现了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的紧密联结，有效解决了“一盘散沙”的治理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全新的基层治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不断加强基层建设，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农村，我们党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庄组织建设。1950年，政务院通过《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和行政村并存，确立了农民在乡村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在城市，我们党推动建立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主要任务包括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间的纠纷等。

这样一来，我们党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基层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即在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二是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即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联系村里每一户家庭；居民委员会接受上级党组织领导，联系社区内每一户家庭和居住者。这一基层治理体系将党的领导与居民自治有机结合，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直接地传递给每一个居民，为现代国家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层治理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这一基层治理体系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就充分检验了这一基层治理体系的动员性和高效性。通过基层治理体系，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合理处理粪便、捕鼠、灭蝇等；大力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普遍提倡勤洗衣、勤洗澡、不喝生水、不吃生菜生肉、不随地吐痰便溺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等。这些措施广泛宣传了卫生知识，纠正了不卫生、不文明行为，有效控制了传染病流行，大大降低了我国初生婴儿死亡率，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

改革开放后，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激发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