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从而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一、生产力的进步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新质生产力”不是普通的科技进步，也不是生产力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具有基于科学原理重大突破和技术的交叉融合，即通过技术的根本性改变带来新的产业和市场，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历史上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但是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中，数据要素的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理查德·鲍德温在《大合流》一书中所指出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流成本，促使技术要素与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结合，推动了后发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由此出现了“大合流”。巴克曼和韦格尔在《增长陷阱》一书中也驳斥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西方国家正迎来一场崭新的创新革命。当今西方世界中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在于颠覆性创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曾经追求异想天开、鼓励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今更多是平庸无奇的产出。这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进而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创造了条件。

二、产业竞争成为现代国家竞争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

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曾经是大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但是二战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地缘战略层面，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竞争，其本质则是产业的竞争。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强调，“富国与穷国的分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技术更好，即富国为了生产性目的，控制和利用大自然和人员的能力更为高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也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以指数级扩展，形成实体产品，正在改变社会并重塑我们的未来。”

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各类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也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稳定、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确保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健康发展。但是正如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指出的，“要抓住技术跨越的这一机会，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以前的技术经验和良好的政府政策。”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一个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否则就会出现“市场缺失”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陷阱”。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同样支持了这一观点。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而创新的主体则是国家。”安格斯·迪顿也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都有着技术与知识，但是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往往只能通过政府，以国家财政的方式所投资建设。

三、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几个理论误区

（一）完全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