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廉洁文化建设强大力量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廉洁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行为规范、价值理念和思想意识的总和。根据文化的构成，可以将廉洁文化分为精神内核底层、规则制度中层、器物表层三个方面，其中精神内核底层起着根本性作用。廉洁文化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底蕴支撑，更是一体推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基础性工程。要维护好党、政府、社会风清气正的生动局面，就必须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进而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基于此，重新回顾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廉洁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历程，在总结经验中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充分领会其所内含的价值意蕴，对于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脉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廉洁文化是塑造马克思主义政党灵魂、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廉洁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卓越典范，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不仅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巨大成就，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巨大勇气和善于保持清正廉洁的强大能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外受列强欺压和侵略、内受“三座大山”的剥削与压迫，生活极端困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消灭外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的光荣使命。廉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鲜明特质，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成功密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这28年间党风廉政建设的早期探索，为后来廉洁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纪律单独列为一章，从宏观上奠定了全党廉洁自律的主基调。同时，党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每个党员在党的利益面前都应“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面临着革命任务繁重与党组织规模狭小的突出矛盾。针对这一矛盾，党中央决定加大党员发展力度，加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组织力量。但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出现了“一味求快”的现象，忽视了对党员质量的把关，导致党内涌入了个别投机分子和贪腐分子。对此，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对惩治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出台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对党内出现的贪腐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惩治腐败提出了具体要求。1938年，党中央针对革命根据地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颁布了《中共中央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明确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对出现贪污行为的公务人员从严处理。1942年，党中央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加强党员干部信仰信念教育来增强全党廉洁自律的思想意识。1947年，针对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分不纯的问题，党中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力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政治警示，并提出了防止党内麻痹、松懈的“六条规定”，加强对党员的思想和心理教育，为廉洁文化在党内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将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容同党在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相结合；二是采取多样化的廉洁文化建设方法，既有廉洁思想教育，又有严厉的规章制度约束，还有定期整党的强大震慑；三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范围囊括党内和党外，既有对党组织内部贪污腐败行为的自查自省，又有对党组织所到之处周边群众的廉洁意识教育。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拓展与曲折演进
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巩固和维护好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进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清正廉洁的党内风气和社会氛围保障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廉洁文化建设在这一阶段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1949年11月9日，为加强和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制度上加强了对全党的纪律约束。1950年5月1日，针对党员数量激增带来的党员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和平胜利的环境带来的部分党员居高自傲，甚至出现思想“滑坡”、生活腐化堕落的问题，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了党全面执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治修养，党内的贪腐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此外，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并指出“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了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揭发披露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与国家机关内部腐化堕落党员干部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城市范围内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对“三反”运动中出现的“五毒”现象予以严厉打击，塑造厌恶贪腐、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党员践行群众路线、反对特权、遵守党纪国法、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等内容作了详尽规定，从思想、制度等方面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廉洁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个注重”：一是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党员干部的党纪国法教育、廉洁从政教育相结合，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夯实党员干部厌恶腐败的思想根基；二是注重廉洁文化建设同党的现实任务的密切联系，通过整风整党严厉打击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注重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作用，通过宣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模范、做模范的动力与热情；四是注重发挥如《红旗谱》《海瑞罢官》《雷锋》等文艺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增强党员干部心中的艰苦奋斗意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廉洁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拜金倾向、享乐倾向、奢靡倾向等不良习气也对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改革开放背景下党和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实现与新时期时代条件相符合的创新发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对党员义务的表述中增加了“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党思想步调，整顿各级党组织的各项作风，加强全体党员的纪法观念，净化党的组织成分，厘清了各级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认识。1989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要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党内滋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反思由于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导致的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形象及威信的行为举止，并严厉查处利用职务权力贪污受贿的典型案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997年，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推进了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化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2005年12月，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刻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原则进行了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有以下特点：一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中共中央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涵盖了党、国家、社会各个方面。二是廉洁文化建设的话语表述更加明确。比如，2009年，中央纪委等六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廉政文化”作为单独命题被正式提出。三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不断加快。比如，中共中央根据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先后制定了多项党内与廉洁自律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廉洁文化建设“有法可依”，使得廉洁文化建设的布局、目标、任务更加明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