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份十分特殊和特别的文件。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狱中八条”一份文件。这是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共同讨论形成并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的一份意见建议，即《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一、“狱中八条”的来由和历史

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英勇搏斗，尤其是明明知道随时可能牺牲，但仍然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用血与泪集体谈论并由幸存者写出的这份《报告》，充分反映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共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7个部分（现存的只有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其余部分的内容和去处，由于报告作者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而成了断线的悬案）。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约3000多字，现被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①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③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④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⑤切勿轻视敌人；⑥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⑦严格进行整党整风；⑧惩办叛徒特务。透过《报告》我们可以感到，这是即将牺牲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之际，仰望黎明的曙光，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用血和泪凝结成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是向党说出的“心里话”。这些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那么，“狱中八条”是谁起草的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当时，由于《挺进报》在发行上的激进性、对民众的鼓动性，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破坏。档案材料显示，有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办公桌上收到的“朱绍良主任亲启”信封中取出的是一份《挺进报》，因此引起朱绍良勃然大怒。朱绍良什么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师弟，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抗战时期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重庆行辕主任。因此，朱绍良要求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限期办案。徐远举时36岁，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在徐远举的组织下，《挺进报》遭到追查，导致地下党领导人相继被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以及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相继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几个身居领导职位的叛徒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

罗广斌就是其中被捕的共产党员之一。提到罗广斌，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是《红岩》的主要作者、白公馆集中营的幸存者，同时也是四川大军阀、国民党高级将领罗广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治军严明、抗战有功，官至陆军中将、兵团司令，后宣布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51岁时因病去世）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也就是江姐。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烈士们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当时特务们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1人押向台湾，其余关押人员在11月27日前全部“密裁”，也就是杀掉。就在新中国已经成立50多天，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的那个深夜，在白公馆的罗广斌成功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尚未被杀的15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把自己关起来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写成，上报给重庆市委。

由于历史的原因，《报告》被湮没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来被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说，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用生命写就的真知灼见。也正因此，“狱中八条”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八条”也产生了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

二、“狱中八条”的内容和教训

“狱中八条”是针对当时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呢?其中又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呢？

第一条，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报告》第一条就提出，若干老干部在长期隐蔽状态下，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是指部分领导干部在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状态下，失去监督，不重视学习，逐渐在思想意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这是烈士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的大破坏中，叛徒虽然只是极少数，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恰恰是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突出的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就是这位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变节后向国民党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悟（江姐的爱人）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等等，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以及罗广斌、江竹筠等一批共产党员，其最大的“功劳”是，直接帮助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叛变后，刘国定被国民党军统局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授予上校军衔。再看冉益智，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被捕前，党内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讲话思路活跃、条理清晰、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许多下级对他的崇拜程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已经到了追星族的水平。被捕后，为了让特务认识到他的价值，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等材料，因为“理论水平高”，在特务训练班上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整个重庆地下党遭受“刨根灭顶”式的破坏。我们看，这就是失去了主义、背叛了信仰的党员干部。所以，《报告》最后总结认为：四川地下党“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